参与制定党和革命委员会决策的一只重要力量。

    只是宣传部门过于站在劳工阶层说话的倾向，让一部分出身地主商人家庭的革命者感到了不满，这些人大多数都参加过同盟会组织，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大多都是宋教仁的支持者，但是并没有在关外接受过共和党的革命教育。

    因此他们所追求的革命，是解放自己所处阶层的革命，而不是试图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甚至于有些人是坚决反对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的。在吴川看来，这些人就是后世的精分，一边反对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打压和歧视；一边却又认为非洲人和印度人是不配和中国人过上一样的生活的。

    这些人想要的革命，就是由自己取代袁世凯的位置，然后让中国人民继续做牛做马。而且他们还认为中国人民应当支持他们取代袁世凯，并为他们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之所以革命委员会还要继续容忍这些人，实在是同外部环境当中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至少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还是有些进步意识的，如果把他们也一并打倒，共和党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联合的力量了。

    在对外战争掀起的民族情绪中，革命的进步的力量的发展，迫使了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站在了共和党一边。而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队获得的空前威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受到了教育，开始向更纯粹的革命者转化；而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则有所膨胀，试图借助当前的大好形势完成统一国家的民主革命。

    这些人的想法很快就转为了一个激进的政治主张，向北京进军，打倒袁世凯政权，恢复共和体制。这一主张对于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各地共和主义者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也颇能迷惑一些尚不能完全坚定自身阶级属性的革命者。

    于是向北京进军，进攻济南；和向徐州进军，惩罚和日本人勾结的辫子军。就成为了山东革命委员会战后会议上争吵的最为激烈的两个主张。军队的代表出于慎重，并没有在会议上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是军队代表还是委婉的表示了，战争结束后立刻复员对于军队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场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不仅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就连一直主张服从中央革命委员会命令的恒宝昆也有所动摇了。他最终决定，把会议纪要发给哈尔滨，交由中央革命委员会予以指导。

    作为北京方面派出观察日军撤离并参加移交胶澳租借地仪式的武官蔡锷，对于山东革命委员会这种拖拖拉拉的作风感到了不满。虽然蔡锷是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但是蔡锷并不是一个君宪派，他也不是当前军界最为流行的军国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反对满清，是因为清政府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他支持袁世凯，是因为孙文、黄兴领导的南京政府并无实力捍卫中国的统一。但是随着袁世凯废除责任内阁而代之以超级总统制，日本向山东出兵，而袁世凯却宣布局外中立后，蔡锷就已经对袁世凯彻底失望了。

    而革命委员会在朝鲜、山东战场上的对日作战的胜利，也令梁启超开始转向。和康有为死活抱着君主制度不放相比，梁启超还是要稍稍进步一些的。

    但是，他所主张的君宪主义并不是建立起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君主国或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试图捍卫中国传统乡绅的权力，也就是寄希望于这些过去的乡贤能够主动的去拥抱新时代，从而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持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国家。

    只是他的这种改良主义并没有获得传统乡绅的青睐，在没有革命的铁和火燃烧到这些乡贤头上，指望这些传统乡绅放弃旧的传统去主动迎合时代的进步，显然是痴人说梦。不过在社会舆论界，此时的梁启超所代表的不失为一只有影响力的力量。

    在日本于山东莱州会战失利后，梁启超就已经察觉到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已经不可抑制，北京政府不管是外交、行政、舆论和军事上，都处于了下风。虽然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理念和自己不同，但是如果现在不去接触革命委员会，那么等到革命委员会入主北京时，他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因此梁启超多次和自己的学生会面，让蔡锷去山东观察革命委员会的行事作风，并和自己另一个弟子蒋百里进行沟通。他希望能够借助这种接触，让革命委员会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哪怕一部分都行。

    只不过蔡锷显然要比梁启超走的更远，梁启超不过是想让他同革命委员会进行初步的接触，但是在见证了日军撤退的场面和德国人交还胶澳租借地的仪式后，蔡锷觉得革命委员会应该尽快北上，入主北京赢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再说。

    革命委员会不掌握中枢的威权，也就意味着国内今后还要继续保持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和实质上的不统一，失去了威信的北洋政府，恐怕再难以震慑各地的军阀，接下来各地就将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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